欢迎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为了迎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公开征召党员。总部提供党员的证件和参与各种活动的纪念图片，以及提高民主理念的各种书刊、杂志，并定期组织学习，也可协助申请政治庇护。

凡认同本党“废除一党专制，实现中国民主政体”纲领的中国人都可以自愿加入我党。我们欢迎您加入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光荣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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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宣告成立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宣告成立

【大纪元5月9日讯】 (大纪元记者史静纽约报导)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地区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昨天(8日)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召开。百余位党员代表与会。大会听取了筹备会主席陈明的工作报告，并投票选出了21位总部委员会委员。大会发表公告，呼吁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要联合国内维全人士，团结国际民运组织，在王炳章的旗帜下前进。

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郑源、原监委主任王涵万、“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经理薛伟、八九民运工人领袖吕金花、民主中国阵线美东地区负责人唐元隽、世盟主席王军等出席大会并做主题演讲。

郑源在题为“正本清源”的演讲中回顾了25年来中国自由民主党走过的风风雨雨。他指出，中国民主运动目前最缺的是领袖人物。领袖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用选票选出的。他鼓励民运人士，贵在坚持，尊重民主程序。中国民运就一定能纳入全世界民主的轨道。

薛伟的讲话题目为“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唐元隽的题目为“一个团结的民主政党对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将更具影响力”。王军则以“同中国自由民主党并肩战斗共同创造民主运动的辉煌”为题演说。王军倡议两党合作，再创民运新局面。

通过投票产生的二十一位总部委员会委员为陈明、郑科学、刘丽萍、祁小马、陈中义、高世强、齐长平、权日焕、张秀红、张树深、方梅、王宝华、胡景岩、张金庄、戴国宪、罗志祥、柳影、邵宝秀、高攀、白亚杰、范金娥。

5/9/2007

欢迎参加中国民主运动！

凡真心支持中国民主事业，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者，我们将热忱提供移民法律咨询、政治庇护、申请绿卡、医疗保险、培训、住宿、职介、电脑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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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史】 鲍 戈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 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 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 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全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 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 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 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 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 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 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 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 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 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 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 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 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国际支持鲍戈联盟
2007年7月7日发布

Bao Ge, Male, born on October 18, 1963 in Shanghai। President of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Committee”. He once studied at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later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TV University from economics department. Becaus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he was in custody and interrogated for 20 months, on February 28, 1991 the Shanghai Intermediate Court prosecuted him with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crime”but "exempted him from criminal punishment." October 23, 1992, upon the Japanese emperor's visit to China, Bao declared a hunger strike and demanded a formal apology to China. He was detained for 8 days. In June, 1993, he joined the Shanghai pro-democracy movement to protest the arrest of prominent figure, Zhang Xianliang, with a hunger strike outside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reafter, Bao was subpoenaed many times by police and kept in detention. Early March 1994,the United State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Shattuck visited China. Bao Ge was detained for 2 days. At the end of March, he with Yangzhou, Lin Muchen and others drafte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1994 program”. June 4, 1994, Bao Ge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mainland authorities,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 new "press law" and "political party law", the right to trade freely,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requested Japan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killing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1930-40's invasion. September 10, 1994, Bao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at Dafe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Shanghai No. 1 labor camp. Sentenced for attending a June 4 morning Catholic religious ceremony held in Shanghai for "64" victims. Bao did not confess therefore received three years continuously. In the Laojiao camp Bao's mother was only allowed to visit one time, he was under day and night surveillance, couldn’t read a newspaper or write letters, no voting rights. The end of 1994 Bao;s father died of illness, authorities did not permit him to leave prison for funeral. On June 4, 1997 was released, that same 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the "Citizens Assembly Party". July 10, 1997 Bao officially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Shanghai Xuhui Area People's court, accusing the Jiangsu Dafeng county reform-through-labor camp for violating labor regulations, depriving him family visits. On July 25, Bao Ge appealed to the Shanghai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but the appeal was rejected in August. On November 5, Bao Ge received a visa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In San Francisco he set up a Chinese human righ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October, 2002, Bao Ge sue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America to for depriving him of his civil rights and not extending his visa.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Liu Jianchao said that Bao Ge has violated immigration law and "endangered national secur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canceled his passport and travel documents.

鲍戈流亡美国之后，因主张中国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三原则，反对境外反华机构、台独势力插手干预民运，并亲手制定“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十六字方针，而触怒台湾间谍机构，于是饱受谩骂、诽谤、围攻、封杀。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Bao Ge），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发起反对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民间运动，1988年组建“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7月被捕，1991年2月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免于刑事处分。1992年再度发起对日索赔，10月宣布以绝食、自焚迫使日皇明仁在访华期间向中国道歉，又遭拘捕。1993年2月上书全国人大，呼吁以全民公决方式解决对日索赔争议。1994年3月代表54位公民发表《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呼吁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宣布发起“民主修宪运动”。5月组建“人权呼声”组织。6月4日被捕，被控“有煽动闹事行为”，判劳教三年。1997年6月释放时，立即通过国际通讯社宣布将筹建“公民大会党”。8月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9月发表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呼吁火化毛泽东遗体，启动党内民主改革。10月江泽民访美之际获得护照和签证，携妹流亡美国。此后，因拒绝参加海外“民运”组织，抵制反华势力操纵“民运”，而遭台湾间谍组织围攻、诋毁和封杀。2001年7月公开支持北京申办奥运。2002年公开反对台独。6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制定“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方针。台湾当局为此指使“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鸣及“北京之春”等机构对其诽谤谩骂，同时扶植王丹、曹长青、魏京生、王军涛等人，以控制“民运”。

中 国 自 由 民 主 党

（中国自由民主党首任主席王炳章博士被潜伏于海外民运组织内的共特出卖，2002年6月遭中共武警越境绑架和秘密逮捕。“北春社”某台谍为了报复王炳章，并换取其家眷经常回国的待遇，竟将所谓王炳章向台湾提供解放军机密文件的“证据”交给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使王炳章被深圳法院以“间谍罪”和“组织恐怖活动罪”判处无期徒刑。王炳章博士是海外民运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现已被中国自由民主党推举为终身名誉主席。）

中 国 自 由 民 主 党 简 史

● 博士造反海外举义旗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清除腐败和实行民主。示威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到五、六月间，仅北京一地每天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就逾百万之多。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也对民主运动深表同情，同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坚决反对镇压和秋后算账。但是，当时握有党政军实权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罔顾民意，秘密调动军队进入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一时间大批民主斗士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另有许多人逃离祖国，流亡海外。面对这场旷世悲剧，许多爱国人士痛心疾首，重新寻找济世救国之道。

鉴于群众自发的和平请愿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经验，根本无法与掌握国家机器的专制腐败集团相抗衡的惨痛教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王炳章、陈厚琦、刘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陈兴宇、黄慈萍、谢田、杨建利、方能达、林伟、谢果成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汇聚在美国，成立了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发展自由经济﹔维护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为宗旨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张“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在中国建立并实行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同时还主张“在专制暴政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人民有选择废除暴政的各种方式的权利。在人民受到专制压迫的情况下，人民有反抗专制及自卫的权利”。经选举，由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中国之春》杂志的创始人王炳章博士担任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领导成员还有林樵清、岳武、郑源、倪育贤等。

● 假闯关胆小鼠遭弹劾

为了将海外民主运动往国内推进，直接向中共专制势力发起挑战，一九九一年，中国自由民主党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贤副主席秘密回国活动，经费由台湾提供。岳武冒着被捕的危险进入中国之后，长久未能与倪育贤取得联系，导致这次行动失败。事后查实，这期间倪育贤一直滞留在越南境内，而且隐瞒事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岳武向党的监察委员会弹劾倪育贤。十二月二十八日，监察委员许一鸣、叶宁、唐兴、石磊、万宝等经过反复调查，在纽约举行听证会，专门听取了倪育贤本人长达数小时的陈述，最后依据党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全票通过了对倪育贤的弹劾案，并呈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审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倪育贤辞去党内职务。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辞职报告中写道：“我在此次与岳武回大陆向中共暴政挑战的活动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间的误会与党的困扰，特辞去党内职务，以示负责。”

一九九二年，中国自由民主党首次发生分裂。倪育贤在辞职后独自组建了另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简称“倪育贤自民党”），自任主席，公幵与中国自由民主党分裂。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杨铮致函倪育贤，书面通知关于中央幵除其党籍的决定。该文件的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员、监委委员、各分部、支部及全党党员。

● 民联阵拒交出“中春”

一九九三年，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美国康州三福市召幵第三次代表大会。经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杨农等推荐，会议选举王策博士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杨农、郑源担任副主席，林樵清担任秘书长，王涵万担任监委主任。领导成员中还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为了实现海外民运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王策主席率领中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前往美国旧金山市，列席参加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声明”，决定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王策主席、徐邦泰主席分别代表自民党和民联阵在声明书上签字。一九九六年三月，原民联阵及自民党的正副主席、理事、监委等十三人组成“民联阵-自民党观摩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团”，赴台参访。在访台期间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于一九九七年在纽约召幵“民联阵-自民党”的世界代表大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 在纽约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王策担任主席，伍凡、陈燕珠、郑源担任副主席，汪岷担任监委主任，徐英朗、陈汉中、姜凯、杨小炎、陆耘、舒洋、公孙腾、纪红等担任监察委员，徐邦泰、郭平、王涵万、王德耀、杨建利、黄奔、林樵清、熊焱、黄元璋、张伟欣、陈劲松、陈永明、田仲文、钟衡、姚纯、高沛其、赵晋、林才君、李力、岳武、顾坚明、陆永彤等担任理事。代表大会确立中国民联阵-自民党的宗旨为“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落实社会福利制度”，并规定《中国之春》杂志为机关刊物。但是，此后由于有关《中国之春》的经营权等问题在组织内部引起重大争议，“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澳门会议之后发生分裂，民联阵单方面宣布脱离“中国民联阵-自民党”。汪岷担任分裂后的民联阵主席，王策则仍担任原“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实际为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中国之春》后来爆发贪污丑闻，社长徐邦泰被迫辞职。至二○○二年七月，台湾中断资助，杂志从此停刊。

● 二王落狱造势代价大

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主席以及李力、岳武等人经越南秘密进入中国活动。同年十一月二日，王策在杭州与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会面时被捕，不久被当地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等罪名判刑四年。王策于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获释，后返回西班牙与家人团聚。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王策、曹长青、胡平、阮铭、林保华等在台湾受到陈水扁总统接见。王策表示，他非常赞同陈水扁向《费加罗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

二○○二年六月，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王炳章和岳武、张祺等人准备再度秘密回国活动和发展组织，却不幸在中越边境被捕。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在香港及澳门的成员刘山青、雷玉莲、梁国英及吴国雄等入境深圳，呼吁释放王炳章，遭到公安拘留，后被驱逐出境。三月十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和“组织恐怖活动罪”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二○○四年五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认为中国囚禁和审判王炳章的方式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立刻释放王炳章。

● 唱高调找靠山自封王

在中国自由民主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时，倪育贤自民党也经历了许多变故，并由于自行宣布与中国民主党实行合并（或称“融合”），采用同一纲领和方针，同时同地举行两党代表大会，以及倪育贤自任中国民主党主席，从而在海内外民运队伍中引发争议和冲突。

一九九二年，倪育贤在纽约自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导致党的分裂。一九九五年，倪育贤组织了欢迎台湾李登辉总统访美的活动。同年七月，倪育贤发表《“两个中国”刍议》，呼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建议台湾“国府”要跳出“一个中国”的陷阱。

二○○ 四年六月七日，倪育贤在纽约主持了自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中国自由民主党以“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为基本信念，制定党的六大政纲，即“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归还人民财产，发展自由经济”，以“废除党独，再造共和，保卫人权，弘扬自由”为新的党纲，争取早日达成“还政于民，还产于民”两大任务。会议确定倪育贤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曾杰森担任副主席兼组织部长，潘晴担任秘书长。

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以及倪育贤自民党在美国罗得岛成立“中国民主政党联盟”，袁红冰担任秘书长，王希哲、薛伟担任联络人。

● 鸠占雀巢抢政庇生意

二○○ 六年八月，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谢万军与其下属“美东党部”负责人刘东星发生争执，刘东星宣布自行成立“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并邀请倪育贤主持党务，合作经营政治庇护业务。八月十三日，倪育贤、刘东星等在纽约召幵“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发表声明宣称：“鉴于美东地区民主党组织混乱、队伍涣散，接受大部分党员的建议进行整编﹔剔除混进民运队伍中的代理人、废除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所谓党的决定和决议”。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倪育贤列为“中国民主党大陆分部主席”的朱虞夫在杭州发表《一个普通中国民主党员的声明》，对倪育贤的盗名做法提出批评，并指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在民运内部搞阴谋诡计，以达到分化瓦解民运的目的”。

二○○ 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发布《关于终止与倪育贤关系的公告》。公告指出，“倪育贤在未与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任何成员（包括徐文立）打招呼的情况下，于纽约法拉盛召幵的所谓‘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民主党与中国自由民主党融合为同一政党，建立统一的组织架构，与徐文立领导的中国民主党独立党部结为兄弟党’，并自任中国民主党主席，进而自称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主席团主席。倪育贤的上述行为根本背离了《中国民主政党联盟简章》，自即日起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不再与倪育贤有任何关系”。

二○○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倪育贤自民党与刘东星经营的“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在纽约举行“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纽约、亚特兰大两地申请政治庇护者约两百余人。在报纸大幅广告上罗列的中国民主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名单中，倪育贤担任“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东星担任“副主席”。潘晴担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吴俊、江主恩等担任“中央常委”，陈明担任“中央执行主任”，倪育贤担任“监委主席”，胡伟高担任“监委副主席”，陈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干部名单中所罗列的大部分人均未到会，也未以其它方式参与选举过程，而且这些人根本不为大多数与会人士所知。以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班子名单为例，被倪育贤列为“副主席”的高键、王国兴、王进忠、成伟邦、李清，以及“中央常委”张胜利、郑郁、俞世新、倪海清、魏泉宝、沈迪民、刘晓笛、肖亚群、方能达等，和“秘书长”陈维健，这些人都未现身，其中有些人表示并不知情，甚至扬言要告上法庭。

● 清门户犹盼分久必合

中国自由民主党虽然面临组织内部的种种危机，却依旧努力寻求发展和壮大的契机。二○○七年五月，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占党员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党部决定在纽约召幵大会，由中央执行主任兼美国党部主席陈明主持组织整顿工作，这一决定得到了原中央副主席郑源、原监委主任王涵万等反对倪育贤另立山头的党内元老人物的支持，因此，有望结束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党的长期分裂状态，纠正党的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错误，重振旗鼓，使中国自由民主党成为推动中国迈向民主和法治的一支生力军。

除了倪育贤自行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之外，在台海两岸及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同名的政党组织存在。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天成、王国齐、刘京生、陈青林、陈卫等在北京秘密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二○○二年，刘荻、李义兵等在北京秘密成立自由民主党。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刁奎等人在纽约宣告成立中国自民党。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党部认为，支持和援助上述同名政党组织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以前倪育贤、易晓晴等故意采取混淆或盗名的方式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台湾资助，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并且对国内第一线的民主斗士们造成伤害，今后必须杜绝。

周樵农 撰稿

郑长乐 编辑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注：本文又名《江湖聚散有时尽 民运恩仇无绝期----海外“自民党”的春秋战国》）